我們學習中國歷史上的吏治，目的是了解我國歷史上吏治的得失，為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提供一些借鑒。

　　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，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。歷史記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敗，重視、研究、借鑒歷史，了解歷史上治亂興衰規(guī)律，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了解昨天、把握今天、開創(chuàng)明天的啟示。重視吸取歷史經(jīng)驗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(tǒng)。毛澤東同志說：“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(fā)展;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，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，我們應當給以總結，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。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，是有重要的幫助的。”延安時期，環(huán)境那么嚴酷，任務那么繁重，毛澤東同志仍然十分重視研究和借鑒歷史。今天，我們進行偉大斗爭、建設偉大工程、推進偉大事業(yè)、實現(xiàn)偉大夢想，更需要重視、研究、借鑒歷史。這對我們豐富頭腦、開闊眼界、提高修養(yǎng)、增強本領具有重要意義。

　　我國歷朝歷代都重視官吏選拔和管理，中國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政治家都懂得，“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”、“育材造士，為國之本”的道理，在吏治方面留下了很多思想和做法，其中不乏真知灼見。比如，《墨子》中說“國有賢良之士眾，則國家之治厚;賢良之士寡，則國家之治薄”，韓非子說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將必發(fā)于卒伍”，孟子說“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”，諸葛亮說“為人擇官者亂，為官擇人者治”，司馬光提出“凡用人之道，采之欲博，辨之欲精，使之欲適，任之欲專”，龔自珍寫道“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，等等。當然，我國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積累了豐富的治吏經(jīng)驗，也帶有明顯的歷史和階級局限，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，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。

　　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。歷史和現(xiàn)實都表明，一個政黨、一個國家能不能不斷培養(yǎng)出優(yōu)秀領導人才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政黨、這個國家的興衰存亡。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強大的創(chuàng)造力、凝聚力、戰(zhàn)斗力，成為革命、建設、改革事業(yè)發(fā)展的中流砥柱，團結帶領人民戰(zhàn)勝各種艱難險阻、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，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視培養(yǎng)造就能夠擔當重任的干部隊伍。新時代，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實現(xiàn)“兩個一百年”奮斗目標、實現(xiàn)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，必須貫徹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，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?shù)母咚刭|干部隊伍。

　　第一，嚴把德才標準。德才兼?zhèn)洌娇爸厝巍９湃酥v：“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鮮不及矣。”選人用人重德才，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通則，區(qū)別只是德才的內涵不同而已。我們黨歷來強調德才兼?zhèn)洌娬{以德為先。德包括政治品德、職業(yè)道德、社會公德、家庭美德等，干部在這些方面都要過硬，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過得硬。《論語》中說要“修己以敬”、“修己以安人”、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，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，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。我們黨對干部的要求，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。選拔任用干部，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、堅定不堅定。

　　選人用人必須把好政治關，把是否忠誠于黨和人民，是否具有堅定理想信念，是否增強“四個意識”、堅定“四個自信”，是否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(tǒng)一領導，是否全面貫徹執(zhí)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，作為衡量干部的第一標準。司馬光說“君子挾才以為善，小人挾才以為惡。挾才以為善者，善無不至矣;挾才以為惡者，惡亦無不至矣”，“古昔以來，國之亂臣、家之敗子，才有余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顛覆者多矣”。政治上有問題的人，能力越強、職位越高危害就越大。政治品德不過關，就要一票否決。

　　把好政治關并不容易，古人說“識人識面不識心”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我們查處了那么多違紀違規(guī)的領導干部，現(xiàn)在依然有不少領導干部受到查處。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兩面人，當面一套、背后一套，口頭一套、行動一套。一些政治上的兩面人，裝得很正，藏得很深，有很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，但并非無跡可尋。只要我們多用心多留心，多角度多方位探察，總能把他們識別出來。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會上信誓旦旦講“四個意識”、高調表態(tài)，而私下里卻妄議中央、不貫徹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人;口口聲聲堅定“四個自信”、信仰馬克思主義，而背后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態(tài)度曖昧、立場不穩(wěn)的人;高談闊論國家前途命運，而背地里卻一遇到個人名譽地位就牢騷滿腹、怨恨組織的人;領導面前卑躬屈膝、阿諛奉承、溜須拍馬，而在下屬和群眾面前卻趾高氣揚、盛氣凌人、不可一世的人。要透過現(xiàn)象看本質，既聽其言、更觀其行，既察其表、更析其里，看政治忠誠，看政治定力，看政治擔當，看政治能力，看政治自律。正所謂“治本在得人，得人在審舉，審舉在核真”。

　　以德為先，不是說只看德就夠了，還得有過硬本領。當前，干部隊伍能力不足、“本領恐慌”問題是比較突出的。比如，在紛繁復雜的形勢變化面前，耳不聰、目不明，看不清發(fā)展趨勢，察不出蘊藏其中的機遇和挑戰(zhàn);貫徹新發(fā)展理念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辦法;面對信息化不斷發(fā)展，不懂網(wǎng)絡規(guī)律、走不好網(wǎng)上群眾路線、管不好網(wǎng)絡陣地，被網(wǎng)絡輿論牽著鼻子走，等等。解決這些問題，既要加快干部知識更新、能力培訓、實踐鍛煉，更要把那些能力突出、業(yè)績突出，有專業(yè)能力、專業(yè)素養(yǎng)、專業(yè)精神的優(yōu)秀干部及時用起來。

　　第二，堅持公正用人。用人以公，方得賢才。歷史上那些盛世治世，都同注重立公道、舉賢良相關。公正用人是我們黨立黨為公、執(zhí)政為民在組織路線上的體現(xiàn)，應該成為我們選人用人的根本要求。

　　公正用人，公在公心。公心，歸根到底是對黨、對人民、對干部的責任心。有了公心，才能有識人之明、舉賢之膽、容才之量，才能做到唯才是舉、任人唯賢。一個地方一個單位，如果群眾公認的優(yōu)秀干部長期被冷落、受排擠，一些投機鉆營的人卻屢屢得勢、順風順水，那就肯定出了問題。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。組織部門和領導干部在選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，堅持原則、實事求是、敢于負責、公正無私，公平對待和使用干部，不拿原則做交易，使干部有全身謀事之心而無側身謀人之虞。

　　公正用人，公在事業(yè)。我們是為事業(yè)而用人的，不能憑領導者個人親疏、個人好惡來取舍，也不能一味平衡照顧、論資排輩、降格以求，更不能把職務作為私相授受的個人資源。用錯一個人特別是用錯關鍵崗位的領導人，對一個地方、一個單位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。要從黨和人民事業(yè)出發(fā)選干部、用干部，堅持事業(yè)為上、依事?lián)袢恕⑷藣徬噙m，做到事業(yè)發(fā)展需要什么樣的人就用什么樣的人，什么樣的人最合適就選什么樣的人。

　　公正用人，公在風氣。“人人好公，則天下太平;人人營私，則天下大亂。”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是格格不入的。經(jīng)過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斷整治，選人用人風氣有了明顯好轉，但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并沒有銷聲匿跡，有的依然相信“不跑不送、原地不動”、“又跑又送、提拔重用”那一套，變著法子拉關系、走門子;有的領導干部雖然調走了，卻仍然干預曾經(jīng)工作過的地方和單位的人事安排;有的人還在搞個人說了算，征求意見、集體討論有名無實，組織程序只是走走過場，等等。對此，我們要采取有效措施，遏制住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，做到善則賞之、過則匡之、患則救之、失則革之，把政治生態(tài)搞清明。

　　第三，拓寬用人視野。把方方面面優(yōu)秀人才聚集到黨和人民事業(yè)中來，需要打開視野、不拘一格，充分盤活干部資源，把干部隊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發(fā)揮出來。

　　人才難得，輕視不得，耽誤不得。我國古代既有文王渭水訪賢、周公吐哺禮賢、劉備三顧茅廬求賢、蕭何月下追韓信的美談，也有馮唐易老、李廣難封的悲嘆。馮夢龍在《新列國志》中說：“歷覽往跡，總之得賢者勝，失賢者敗;自強者興，自怠者亡。勝敗興亡之分，不得不歸咎于人事也。”我們要從黨和國家事業(yè)發(fā)展需要出發(fā)，以更高的站位、更寬的視野發(fā)現(xiàn)人才、使用人才、配置人才。

　　陸游有一句詩寫道：“人才自古要養(yǎng)成，放使干霄戰(zhàn)風雨。”現(xiàn)在，我們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實踐經(jīng)驗，特別是缺少在重大斗爭中經(jīng)風雨、見世面的經(jīng)歷。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奮，對自己要求也嚴格，但一到大風大浪來了就沒主見了，總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，工作思路也就是這個思路，求穩(wěn)心態(tài)有余，斗爭精神不足。要多選一些在重大斗爭中經(jīng)過磨礪的干部，這對優(yōu)化干部隊伍結構、提高科學決策水平和政策執(zhí)行力大有好處。要加大遴選有這種經(jīng)歷干部的力度，同時要讓沒有實踐經(jīng)歷的干部到重大斗爭中去經(jīng)受鍛煉，在克難攻堅中增長膽識和才干。要注重從各個方面選拔專業(yè)化人才，優(yōu)化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知識結構、能力結構、專業(yè)結構。

　　第四，激勵干部積極性。全面從嚴治黨的目的是更好促進事業(yè)發(fā)展。嚴管不是把干部管死，不是把干部隊伍搞成一潭死水、暮氣沉沉，而是要激勵干部增強干事創(chuàng)業(yè)的精氣神。把嚴管和干事創(chuàng)業(yè)分割開來、對立起來，把一些干部不擔當不作為歸咎于從嚴管理，這是不對的。從嚴管理干部是對干部真正負責，干部要領悟到黨組織的良苦用心，習慣于在嚴格管理中工作生活，切不可把嚴格管理當成逃避責任、消極怠工的借口。

　　干部敢于擔當作為，這既是政治品格，也是從政本分。黨的干部要以對黨忠誠、為黨分憂、為黨盡職、為民造福的政治擔當，以守土有責、守土負責、守土盡責的責任擔當，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，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，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，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，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。要在選人用人上體現(xiàn)講擔當、重擔當?shù)孽r明導向，把敢不敢扛事、愿不愿做事、能不能干事作為識別干部、評判優(yōu)劣、獎懲升降的重要標準，把干部干了什么事、干了多少事、干的事組織和群眾認不認可作為選拔干部的根本依據(jù)，選拔任用敢于負責、勇于擔當、善于作為、實績突出的干部。

　　好干部是選出來的，更是管出來的。嚴管就是厚愛，是對干部真正負責。要堅持從嚴教育、從嚴管理、從嚴監(jiān)督，把從嚴管理干部貫徹落實到干部隊伍建設全過程。同時，要用科學辦法進行管理，切實管到位、管到點子上。干部管理是一門科學，要敢抓善管、精準施策，體現(xiàn)組織的力度;也是一門藝術，要撐腰鼓勁、關愛寬容，體現(xiàn)組織的溫度。組織敢于擔當，干部才會有底氣。要在強化責任約束的同時鼓勵創(chuàng)新、寬容失誤。探索就有可能失誤，做事就有可能出錯，洗碗越多摔碗的幾率就會越大。我們要正確把握失誤的性質和影響，堅持我講的“三個區(qū)分開來”，切實保護干部干事創(chuàng)業(yè)的積極性。

　　還要注意一個問題，就是要把干部從一些無謂的事務中解脫出來。現(xiàn)在，“痕跡管理”比較普遍，但重“痕”不重“績”、留“跡”不留“心”;檢查考核名目繁多、頻率過高、多頭重復;“文山會海”有所反彈。這些問題既占用干部大量時間、耗費大量精力，又助長了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。過去常說“上面千條線、下面一根針”，現(xiàn)在基層干部說“上面千把錘、下面一根釘”，“上面千把刀、下面一顆頭”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!黨中央已經(jīng)對糾正這些問題提出了要求，各地區(qū)各部門各方面要抓好落實。要加強信息資源共享，不能簡單以留痕多少、上報材料多少來評判工作好壞。能利用現(xiàn)有數(shù)據(jù)材料的就不要基層反復提供，不要為了圖自己方便，同樣的材料反復要、次次要、年年要，不要每個部門都去要同樣的材料，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。這方面要有個章法，把基層從提供材料的忙亂中解放出來。要控制各級開展監(jiān)督檢查的總量和頻次，同類事項可以合并的要合并進行，減輕基層負擔，讓基層把更多時間用在抓工作落實上來。

　　今天，我們了解我國歷史上的吏治，是要借鑒我國歷史上在吏治問題上形成的正確思想和有益做法，同時也是要認清我國封建社會在吏治問題上存在的種種弊端，如任人唯親，結黨營私，用人不公，買官賣官，人身依附，黨爭不絕，貪婪奢靡，魚肉百姓，官本位嚴重，一人得道、雞犬升天，吏治腐敗更是我國歷代王朝走向衰亡覆滅的一個重要原因。這是我們必須吸取的歷史教訓!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執(zhí)政黨，我們黨的各級干部是人民的公仆、人民的勤務員，同歷史上的官吏有本質的區(qū)別，我們的干部管理同歷史上的吏治也有重大區(qū)別。我們總結分析我國歷史上吏治的得失，是要加強和改進干部管理工作，為跳出歷史周期率、實現(xiàn)黨和國家事業(yè)興旺發(fā)達、長治久安提供借鑒。

　　(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11月26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。)